【中国社会科学网10月27日】在新时代，何以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提炼深化，是近年来思想界的重大课题。关于这一研究存在两个要求，一是基于理论根据有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二是从生态文明建设中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前者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后者由“具体”推进到新的一重“抽象”。在探索过程中，戴圣鹏教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正是以上述的逻辑理路进行的生态文明研究。在本书中，作者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态哲学视域中的关键问题展开系统剖析，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分“理论根据、历史经验、财富理念、现实路径、理想蓝图、出发点落脚点、责任担当”等十个章节，廓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架构、实践路线以及价值意义，启发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道路继续前行。

一、现代性语境下“生态文明”概念的矛盾张力

生态危机并非现代世界才有，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也并非现代社会才存在。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只有在现代性语境下才可以被讨论。如作者所指出“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与现代文明理念，有着不同于过去文明概念的内涵”[1]。这里实际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划分：前现代社会确实也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但此处的“和谐共生”在严格意义属于一种浪漫式的“乡愁”。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推崇。“一个野蛮人是不会像文明人那样毫无怨言地戴上枷锁的；他们宁可要狂风暴雨的自由，也不愿意要和平安宁中的奴役”[2]。需要承认，卢梭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尤其是私有财产及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问题亦是显著的，“自然”越发成为了一个与现代文明截然对立的“容器”，用卢卡奇的说法，“所有一切反对不断增长的机械化、丧失灵魂、物化的内在倾向都汇聚在这个容器中”[3]。所以，回归原始的“和谐共生”，彻底否定现代文明，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并不会消解。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4]。我们要在现代性背景之下，以超越性视角而非倒退式视角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它绝不是要人类放弃现代性的生产力与科技成果，即回归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实现其理想，而必须克服已经被构建起来的矛盾关系，进一步探寻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之外的文明可能。

在关于“生态文明”概念发展的梳理中，作者点明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即“文明”与“生态”之间存在一种“本性上的相互抵触”。“文明”是指人类在维系其社会结构时通过实践形成的一系列“人类烙印”。而“生态”则指的是有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机理。前者需要人类积极参与对于物质世界的能动改造，而后者却要求排除人对于物质世界的任何主观干预。不难发现，人们在处理该问题时，往往建立在“非此即彼”的理论框架之下：要发展人类文明，便必须破坏环境；要保护环境便必须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行遏制。而在本书中，作者解释了“第三条道路”——既要人类文明发展，也要生态环境保护。“对于生态文明这个合成词而言，生态与文明在语义上的相互抵触，反而凸显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与需解决的重大矛盾”[5]。而“第三条道路”，恰恰是本书探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主动选择的考题。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主要发展目标的国家。何以避免西方现代性造成的生态破坏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中叶便开始反思这一问题，并且产出了诸多创造性的思想成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观点是揭示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立足“大历史观”，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终极目标，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强化人的主体责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批判与超越资本主义“人与人”的异己关系下撬动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者在解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时强调了五种维度，这里特别强调其中的权利维度。以此为切口，我们探索这一新兴文明形态背后的哲学逻辑。“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形式的平等，那么人与其他生命体的权力平等也必然是形式的”[6]。这里凸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之处——我们从未因为生态保护的需要便将人类主体性地位进行消解，相反，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有意识地强调自身主体性的重要性。第一，我们只有充分认清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我们才能明确自身在维护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大职责。这就是作者何以时刻强调的“人如何承担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责任，这是生态文明理念在理论上需要破解的核心命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和主旨”[7]；第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解决的当代答案。在过去，解决了人地矛盾就可缓解甚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但在现代社会则刚好相反。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以供养全人类，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缘故，小部分人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关系任意支配大部分的人，而为了维系这一社会机制的稳定，前者宁愿对资源造成浪费也不会放弃对于后者的奴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而非生态主义（Ecologism）。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出于万物灵长的道德责任，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8]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始终秉持的是人民立场，始终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而推进的事业。在此之后，人们不再被压迫奴役，不必再因为强权而牺牲环境，不必再因为不平等而向自然进行无节制的耗损。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可能

“生态文明”如果不付诸实践，那便只能如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话语，而非可行的道路，对于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被放置于国家执政方针的举措，它是国家生存的基石，民族复兴的“千年大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两山”理论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命题。作者将其作为变革现存财富理念的直接抓手，此举点明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性发展中的突围切口。事实上，《资本论》开篇就说明了现代性社会的独特性——现代人是在“商品化”这一抽象逻辑中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9]。“两山”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开辟了一种新型的现代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资本原则破坏性地摧毁一切既有的价值标准，仅保留资本增殖的唯一目的。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下，价值导向遵循着“财富综合创造原则”，也就是在物质财富创造过程中重视精神财富创造，在精神财富创造过程中注重物质财富创造。[10]“两山”理论并没有建构一种固定价值体系，而是打开了一种开放性的文明发展可能。因为解决“自然-经济”之间张力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无数的可能性与变数。相信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定以不畏艰险的非凡魄力，不断创新文明生产方式。

“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讲话中强调的新发展理念之一，也是被作者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作者在书中特别区分了“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区别，这给予学界在概念辨识上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样本。首先，“绿色发展”在性质定位上归属于“可持续发展”，但其优点在于它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快速高质量发展。“绿色”并不是“发展”的负担，更不是牺牲，而是高质量发展的绝对助力。其次，“绿色发展”与“绿色经济”在内容上存在交叉，但在落脚点上二者又是两回事。同样是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互惠共赢，但“绿色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模式。它意味着除了在经济领域上要遵循“绿色”的生产指标，更要在生活领域方方面面都实现“绿色”转型，是一种文明形态的新诠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与辩证方法，以当代现实问题为导向，从关键概念的辨析入手，梳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历程，总结背后的思想脉络。作者以逻辑严密的体系建构描画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线与价值意义，既有学术研究的再反思，也有作者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果的创造性吸收。不得不承认的是，书中还有一些创见性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展开，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自觉，该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样本：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与大众化，势必推动人类文明形态朝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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